红色的记忆

  

  文化大革命前期,全国开展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,并提倡“活学活用,立竿见影”。领导还要求把毛主席的话融化在血液中,落实到行动上。当时,我在刘么商店上班,因为年轻又有点文化,还当了学习辅导员。这时如何使学习的成果反映到自己的行动上,让我好生的费了一番脑筋。

  正在这时,商店开展送货下乡活动。在一次去小京头村的下乡中,我得知贫农五保户王景田孤独一人,虽有生产队的照顾,其生活还是十分困难。此时,能帮他解难,是为人民服务的极好机会。回商店后,我拿钱买了些火柴、食盐、苏打、碱面、青酱、食醋等生活日用品给他送了去。当我把这些东西送到他手上时,老人激动的说:“孩子,咱们无亲无故,你这样惦记我,让我怎么报答你呀?”我说:“大伯,你不要不好意思。这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叫我这样做的。”就这样,我每月开了工资,就买些东西送过去,一直坚持了三年,直到老人辞世。当时的此举并非想张扬过市,所以,至今也没旁人知晓。那时,像我这样的学以致用,还真是发自内心的践行。但后来的有些现象,真叫人难以认知。

  二

  随着学习运动的不断深入,要求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作化、生活化、经常化。我记得,当时在商店销货时,要与顾客先背诵一句毛主席语录,然后才实行售货服务。如一般顾客去了,售货员要先背诵“为人民服务”,顾客则要接着背诵“完全彻底”。如见顾客是教师或是学生模样,售货员会背诵“学制要缩短”,顾客要跟着背诵“教育要革命”。

  这样下来,也就出现了许多尴尬的情形。当时有些老年人和很多没有文化的农村社员,根本背不上来,这时还要由售货员临时教上两句。有一段时间,在商店很少见到老年人和农村妇女光顾。

  还有,在家庭中,普遍推广 “饭前四祝愿”活动,即每个家庭吃饭前都要先手举“红宝书”,齐声高呼“祝愿我们伟大的导师、伟大的领袖、伟大的统帅、伟大的舵手毛主席,万寿无疆!”以示对领袖的无限忠诚。

  三

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刚刚拉开,我被调到刘么公社工作。正值此时,公社的武装部长因男女作风被公社干部抓了现行。我当时作为一个激情满怀、伸张正义的革命青年,对这种丑恶行径当然是会积极揭发批判的。就因为这一行动,也就必然的成了武装部长的异己和对立面。

  当时的政治形势是: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导核心,谁反对解放军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,在公社一级,武装部就权当解放军。所以反对武装部长就是反对武装部,也就是反对解放军。

  这样的政治定局,就决定了我的政治生命。没过多时,我就因为“反军”被逼迫回乡。

  对于这样的结局,处在当时的时局,倒也在我的预料之中,但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回村后,会有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。

  回村以后,不知是我的安分守己还是人缘极好之缘故,有位副支书提议我当民兵副连长。因为当时如果当连长的话,明知公社是不会同意的。为了给公社造成此举是民意所致,所以采取了全体民兵投票选举,结果我以全票当选。即使这样,还是当然的被公社刷了下来,并指示大队干部此人属危险分子,绝对不可当干部。

  还有一次,因搞庆祝活动,我被选派书写大字标语,结果被这位武装部长来大队检查工作时发现,使得部长大怒,并指使人把我所写的标语全部揭了下来。

  文化大革命期间,农村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,为了活跃社员们的文化生活,大队组织起了俱乐部(后来称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)。这时,那位推举我当副连长的副书记,找到我说:“我知道你的为人与才华,但我也知道你的政治处境,我想让你帮我搞俱乐部,你只管编剧、导演、排练,这就没有了政治嫌疑。”这位副书记虔诚的态度和乡亲们对文化生活的渴望,使我点头应允了下来。接下来我利用业余时间,写剧本、搞创作、抓排练,不长时间就编排了大量的快板、群口词、舞蹈、独唱等文艺节目,同时还排演了革命样板戏选场,并自编、自导、自演了一出十一场的河北梆子《清河两岸》。不但在逢年过节给本大队社员演出,还经常被周边公社、大队邀请去慰问演出。此时的俱乐部可以说是风生水起、红极一时,我也在十里八村小有了名气。

  这种局面当然也引起了公社的注意,公社知道俱乐部这种局面都是在我的操纵下得以形成的,加之群众和社会对我的褒奖之词,从而引起公社武装部长等人对我的嫉妒,这也又给我招来了祸害。武装部长叫公社与大队干部暗地调查我的言行、表现,可费了很大劲,用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和材料。就在这时,有一位所谓的“革命干部”在我编写的文艺节目群口词中找到了证据。我当时为反映广大干部群众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,群口词这样写到:“前面是山,我们搬;前面是海,我们填。”他们从这几句台词中捞到了稻草,说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,刘学祺却要填海,这公然反对毛主席的指示。还说我所导演编排的样板戏选场是“走板戏”,是往革命旗手脸上抹黑。就这样给我的政治生命下了定论。

  一天,有位知己的村干部,刚从公社开会回来找到我说:“你最好躲一躲吧,公社研究今晚全公社搞统一政治行动,你在这次行动之列,如被他们抓去,明天要在全公社游斗。”我在感谢这位知己的同时,当即告别了家人,外出躲了起来。一句忠告,竟使我躲过了一场难以预料的政治厄运。

  而后,随着政治时局的变化和社、队干部的更换,我的处境恢复了常态。这位部长也调回了原籍。后来得知,回原籍不长时间,他又因男女作风和经济问题犯了事,被关进了班房,还被判处十二年徒刑。这如果不是天意的话,大概就是这种道德败坏、不务正业的人的必然下场吧!

  再后来的我,在一次供电系统的招录中,进了供电局办公室工作。